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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重度抑郁症同事:多活下来的这9年

admin 好物 2023-06-25 00:05:36 2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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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作者在云南滇池。

作者 | 陈轶男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早上睁开眼,时钟才指向7点,我拥有大好的早晨。我起床吃了yao,骑车去派出所报案。我花一个月工资买的手机被偷了。我在天桥底下买到了香气四溢的蛋卷,跟摆摊大妈热情寒暄。来到单位,我注意到我的工位跟我关系更好的几个同事挨着,就像中学时跟闺蜜坐同桌一样。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围着我转,满满都是爱。

“我好快乐呀!”我把胳膊举起来像水草一样摇动,在会议桌边欢呼起来。我为这场工作例会作了充足的准备,决定一会儿多发言。

最近一段时间我出了两年来的之一趟差。我珍惜这样的状态,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会变回一只被扎瘪的皮球,所有的生命活力都被抽干。我是一个资深的躁郁症患者,人生不时在抑郁发作和躁狂发作之间切换。

不久前,我作为主持人录制了一个科普抑郁症的视频访谈节目。我有点兴奋,在脸上敷了二两粉,一咧嘴就像一块裂开的面团。录完之后,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巧合——9年前的同一天,我正因为重度抑郁而试图自杀。

一不小心,我已经多活了9年。

人为什么想自杀?曾经我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大一的时候,学校有人从宿舍楼上一跃而下,我在人人网上发表评论:“如果连死的勇气都有,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来?”

自杀这件事似乎离我相当遥远。我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父母关系和睦,跟我像朋友一样相处。在学校,我是一个段子手,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声笑语。从小爱好跳舞的我是大学舞蹈团的成员,每晚在排练室挥汗如雨。我也是周围人难过时投奔的肩膀和怀抱,好朋友对我的总结是,“拥有很多爱,所以能够分享”。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生活时常被低气压笼罩。我变得敏感,别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都可以给我的世界投掷*。有一次我在走廊和好朋友聊天,听对方说起下学期要转去另一个校区,突然好像有一个开关“咯噔”一下,全世界的灯都熄灭了。我感到有一块大石头砸下来,正压在我的心脏上方,我一下就说不出话了。

那天之后,脑子几乎是蒙的,在图书馆坐一天也魂不守舍。我为一门出国考试准备了半年,已经订好了考位,最后因为哭得看不清机考屏幕而不得不退考。

我会被从前毫不在意的小事打倒,感觉满世界都是碎玻璃,扎得我浑身是血。有一次,我在冰凉的地板上躺了两个小时,心里想着,躺在地上我就不会再往下坠了。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也出现了反应,消瘦、心悸、头痛和失眠。有整整一个月,我每晚在床上辗转到凌晨三四点,而早上6点半就会醒来。

我开始频繁在社团活动中迟到。有老师批评我行为乖张、冷漠孤僻。我很震惊。我一向是他口中最踏实懂事的学生。

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控制不了。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我而去,而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像是被封印在一块石头里,只能不断地自责,想说对不起都发不出声音。

晚上,面对浓稠的黑暗,我被无尽的悲观思绪围剿。为了度过漫长黑夜,我有时会溜出宿舍,在校园里一圈一圈地游荡。后来,我坐遍了学校周边每一家24小时营业的肯德基和麦当劳。

再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在电脑上搜索“不打扰别人的十种死法”。我像是菜市场案板上等死的鱼,血红的腮徒劳地一扇一扇。我已经精疲力竭,一心想要解脱。

到那时我才明白,生不如死时,自杀是一种本能,是人类求生的本能。

决定去死的那一天凌晨,我在微博上问自己:“我想起来以前我妈妈也有一个好好的女儿,后来怎么就变成一个怪物了呢?”

2011年6月,作者在学校演出。

3个月后,我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但在那之前,自杀未遂给我带来了许多负担。

学校通知了我的父母,我爸在赶来的路上给我打电话。“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他说不下去了。那是我之一次听到我爸哭。

之后每次回想起那一刻,我的心就像被绞碎了一样痛,但是在当时我毫无感觉,甚至想把手机扔掉。我烦躁地想,为了你们我不能死,那我呢?

我妈总结,我这个人变了,自私、没有责任心、连做人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回家之后,她给我寄来一本《弟子规》。

我听到学校里有人议论我,太脆弱,一点小事就走极端。我更加确信自己应该被社会淘汰,自杀是我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可是死了也要被责怪,我被卡在无解的境地。

班里同学送了我一本心灵鸡汤,我对着书皮看了一个下午。后来情况好转一些,我立刻开始申请校外实习,我想按照大家的建议“换换环境”。

万圣节那天,我得到了最理想的实习机会。我穿上高跟鞋,来到城市最耀眼的新CBD,成为混在光鲜人群里的“僵尸”。一个月后,实习工作一切顺利,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我感到无比痛苦。我突然意识到,从前的生活一定不是这样的。

就在那天,我做课程作业时偶然搜到了一本书,叫《我与躁郁症共处的30年》,一些书摘精准地击中了我,我决定去医院看看。

2011年12月5日,我起了一个大早,挂上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专家号。各种检查后,我被确诊得了抑郁症。

“你现在很年轻,又有主动就医的意识。”医生对我说,“不用害怕,吃yao调整几个月就会好起来的。”

走出诊室,我躲进洗手间的隔间放声痛哭。我反复对自己说,“是我病了,不是我变坏了。”

我觉得自己有救了。既然是病,那就可以治。如果能把原本的我还给我,那么我愿意留下来。

出了医院,我迫不及待地给父母和好朋友打电话。“你哪有什么抑郁症!”“你就是想得太多了。”他们这样对我说。

我已经下决心好好治疗。我按照医嘱吃yao,副作用很快来袭。干呕、浑身震颤、手抖,有一阵子不住地打呵欠,感觉下巴快要脱臼。考试的时候,我的字迹每隔几行就变得像触电了一样。和舍友一起在食堂吃饭,筷子会从我手中掉下来,舍友陪着我一起掉眼泪。

熬过两周之后,副作用逐渐减轻,yao物开始起效。我明显察觉生活变得轻快了,一觉醒来,等着我的不是痛苦而是吃饱喝足一样的满足感。我不再总抓着负面的思绪不放,久违的色彩和温度都回来了。

有时好不容易平稳几天,爸妈一通电话就能把我拉回深渊。悬崖就在面前,我很努力很努力才能往后挪,可是更爱我的人在拼命地推我。

寒假回家的时候,我妈一度想要阻止我吃yao。她看不到yao物救下了我的命,只觉得打呵欠的副作用让我“像一个吸毒的人”。她认为生病是我的过错,“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 她突然开始信佛,每天对着我念经,要消除我的业障。

我爸会不断地给我灌输,不要心胸狭隘,不要钻牛角尖,凡事想开一点。那些话在我听来,就好像在对一个全身瘫痪的人说,你多活动活动,不要这么懒。

在学校我也常听到类似的开导。很多人对我说,要积极,要乐观,要坚强。

后来我写了一则回复通稿,“刘翔跟腱断了的时候不需要听你教他跨栏。”我把它发布在QQ空间、人人网和微博,“我现在不能走路是因为腿骨折了,我正常的时候可能比你跑得还快。”

不止一个人这样鼓励我:“我以前也有重度抑郁症,后来通过意志力自己走出来了。”我心想,跟脑子里弹簧坏了的人谈什么意志力呢?再一细问,果然,他们把抑郁情绪当成了抑郁症。

大三下学期,我康复停yao。治好抑郁症就像送走一场飓风,生活一片狼藉,我耽误了学业,失去了同学和老师的信任,觉得回不到当初“无瑕”的状态。

我花了一段时间来接纳自己的伤疤,学着不回头,往前看。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处在满血复活、扬帆启航的状态。我被英国顶尖的学校录取,在最后一个学期和同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完成了在舞蹈团的毕业演出,毕业论文被指导老师给了更高分。

那时的我自信爆棚,连重度抑郁症都能战胜,还打了漂亮的翻身仗,我对未来无所畏惧。

在英国求学,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有挑战的日子。我的学校以“苦逼”著称,注重艰深晦涩的理论,每周的阅读材料都超过我本科一学期的量。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让我顶着不能挂科的压力,考试季有时会在图书馆刷夜,累了就趴一会,等待清晨4点35分清洁工拖着轰隆隆的吸尘器把我吵醒。与此同时,我还继续跳舞,参加学校的音乐剧演出,考试季之后就出去找实习、做义工。

我充实地生活着,经历正常的喜怒哀乐。哪怕是考前复习的焦头烂额、学术会议发言的紧张、自己搬三次家的疲惫、工作受挫的沮丧,都是透着张力与生机的,与抑郁症的万念俱灰并不在同一个坐标系。

抑郁症的阴影被我彻底抛到脑后,它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

2015年11月,作者在采访。

想不到,几年后,它又来了。

回国之后,我如愿成为一名记者,拥有一帮关系很好的同事,同时也是朋友圈里的撒狗粮大户。到了2016年秋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写不动稿子了。

我的睡眠也开始出现问题,起床、洗澡、出门这些日常小事都变得很难。

确诊抑郁症复发的那一天,我在医院电梯口哭得天昏地暗。

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本以为我打败了它,结果又被轻而易举地抓回来。它就像一个无法被清除的病毒,阴魂不散,随时准备毁掉我的人生。复发让我明白,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康复只是短暂又脆弱的间歇。

医生见多了我这样的绝望,笑着说,“你才之一次复发就这样想了。”她让我学着接受,复发可能会是我人生的常态。

我对外界的一切都失去兴趣,不想刷淘宝,卸载了新闻软件,屏蔽所有人的朋友圈。在旷野无人的状态里,唯一让我有代入感的是我之前从不敢看的鬼片,没有血色的鬼脸让我仿佛看到自己。

有时候我需要爬到17楼的窗外,像个蝙蝠侠一样坐在空调机箱上面,因为正常人的空间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不能呼吸。至于自残,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放血理疗”。

治疗一段时间后,我的抑郁症状逐渐好转。我开始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只是随时处在战斗状态,和各种人吵架,不眠不休地在群里发表长篇大论。

医生给我修改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有句话描述这种病,“一时在天堂,常常在地狱,就是不在人间。”

调yao一段时间后,躁狂症状被压了下来,我迎来了人间偏下、地狱未满的灰蒙蒙状态,如同置身北京的雾霾。

我前前后后服用过七八种yao物,有的让我吃下去5分钟后感觉后脑勺被人打了一闷棍,有的让我一个月内长胖20斤,还有的让我一天能睡十几个小时,有的需要每月抽血*测血yao浓度,防止我中毒。

我的状态起起伏伏,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生病让我的社会功能丧失了,社会对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病休期间,我每个月的工资连付医yao费都不够,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经济援助。有时候我妈已经接纳了我的人生暂停,接受了相对优秀的女儿一下子变成废人,有时候她又好像忘记了我在生病,拿我跟健康的同龄人对比,责怪我都快26岁了还不能自立。

在工作上,同事们忙得连轴转,而我“赋闲在家”。状态稍好一些的时候,我就急切地想要复工证明自己。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不敢吃引发嗜睡的yao物。

这样做的后果是透支之后又倒下,病情回到解放前。折腾了两三次之后,我终于放弃了挣扎,在人生的谷底躺平。

明明有很多关心和爱,我却始终是孤立的,甚至感觉被全世界抛弃。

当我躯体化症状严重,瘫在床上,为起身给自己倒杯水挣扎到晚上,收到多跑步、晒太阳、读读书、做瑜伽这些“何不食肉糜”的建议时,我只会感到大家离我好远。

有时我会愤怒地想,他们为什么不去开导哮喘病人:“氧气那么充足,你有什么喘不上气的?”这类“教育”对我来说是一种轻视和侮辱。

有力气的时候我会努力去解释,一旦发作严重,运动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选项,吃甜点等于吃水泥,而负面思维无法控制,任何一点细小的痛感都会放大无数倍。有时说了半天,对方似乎明白了,可是一张口又是“你可以换个思路去想”。

沟通最成功的一次,是我说起自己有时仿佛飘在世界边缘,眼前蒙了发黄的滤镜,看到的画面都是无声的慢动作。“我知道你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朋友立刻对我说,“我在美国吸过*。”

说来好笑,生了不能受 *** 的病之后,我受到的语言暴力比没病时候多多了。我无法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因为倒下而生病,我是因为生病才倒下的。

为了逼我运动,我父母会说出很多过头话。我时常有一种感觉,自己腿部骨折躺在病床上,内有钢钉外有夹板,手术还有几期没做完,然后我爸妈冲进来,拼命摇晃我的伤腿,说你怎么还不起来还不起来。这种精神上的“杀戮”,可能一日三餐吃人参也弥补不了。

有时候为了让他们安心,我也尽力强撑着配合。有一年过春节,我随父母去南方海边“补充阳光”。在连续几天不得不一大早就出门之后,我爸妈觉得晒太阳果然有效,但实际上我已经非常虚弱。在一个海岛的礁石上,我坐在岩石上,忍了很长时间才没有跳下去。我当时在想,在父母面前结束生命是不是太残忍了,然后又想,也许这样比在北京结束生命要好,至少他们能见到我最后的时刻,不用痛苦地猜测和想象。

小时候的作者和妈妈。

好多朋友就觉得我是因为在生活里遇到挫折而“垮了”。可是这个病真的不靠比惨来获得生病资格。我的两次生病,都不是发生在我人生中压力更大、困难最重的时刻。

不管诱发抑郁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季节还是什么,在触发了生病的开关之后,我的反应跟那些诱因都没有太大关系了。我曾经因为玩具熊的鼻子坏了而一周万念俱灰卧床不起。而在状态好的时候,它丢了我可能都不会在意。

“我们在临床上所接触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无故出现的,或有一定‘挫折’但不足以引起这么强烈的情绪反应。”一篇中山三院医生写的科普文章让我特别有同感,“‘挫折’更多是作为疾病的‘扳机点’,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是在别人眼中看来,我的表现就是说明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我妈可谓是各类归因的集大成者。她一度因为我经常在失眠和痛苦时半夜发微博,而认为是网络成瘾害了我。后来她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说就是因为我在家族中备受关爱没吃过苦,所以长大之后面对社会不堪一击。而在我生病之前,她用同样的理由跟别人分享为何能把女儿培养得阳光强韧又自信。

医生说可以考虑住院治疗,隔开环境干扰。我爸情急之下对我说:“你知不知道,一旦住院你就完了,你就变得跟那些人一样了!”

我反问他:“哪些人?精神病人吗?请问你到现在还不能接受我是一个精神病人吗?”

有段时间,我会去知乎搜索抑郁症或躁郁症患者应不应该谈恋爱。“不要害人害己。”有人这样回答,“人家谈恋爱是要钱要时间,我们这种人搞不好是要命的。”

复发的时候,我跟当时的男朋友在一起快一年。他一直用更大的耐心照顾我。在我木僵躺尸的时候给我喂饭喂yao。他查阅了很多资料,看相关的电影,还专门建了一个微博小号,每天记录我的病情。

我的“发疯”不分昼夜,他会在睡觉前开玩笑问我要不要定闹钟:“今晚还是4点钟起来发脾气吗?”有次我们出去吃饭,我又在无理取闹跟他怄气,熬了通宵写毕业论文的他垂头丧气默默吃菜。两个人僵了一阵子没说话,直到他把桌上空心菜的盘子转了一下,我才发现他刚才一直在处理因为我戴着矫正牙套咬不动的菜梗。

那一刻我好像被敲醒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这个人竟然还爱我。

作者复发之后,当时的男朋友写的信。“安贞医院”应为“安定医院”。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独自在黑暗中漂流。男朋友对我说,不要忘了我们说好以后要一起养狗狗。那些我在病中看不见的爱与梦想,被他拎到我眼前,提醒我要坚持,他在等我。我只能不断流眼泪,因为感动,也因为无能为力。

我相信他尽力了,但是陪护一个病人真的太难了。我无端地和他吵架,钻牛角尖,又为此自责。我想让他知道,我不是他的敌人,疾病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他对我说:“又拿出来你的病,什么都是你的病。我怎么分得清什么时候是你、什么时候是你的病?”

有很多时刻,当男友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扎到我心里,我觉得病人谈恋爱就是在作死。把心交给别人,就等于让对方拥有了波动我病情的能力。

他曾经对我寸步不离,后来吵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路边。他在我自残时对我说难受的话就打他,后来在我不小心抓到他的时候狠狠把我推开。他的微博以前记下我病后每一次笑容,到后来他在里面写“又在哭,烦死了”。

我提过几次分手,不想再互相折磨。我也害怕自己变成“阁楼上的疯女人”,想在感情消磨殆尽之前提前离开。他没有同意,可是感情的损耗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好转之后很久没有对他发脾气,但他疲惫的时候想起的,永远是我半夜4点对他咆哮的样子。

后来我们因为其他原因和平分手。少了一个牵动心绪的素材库,我的病情更加平稳了。回头看那一段,我还是很感谢他。被一个人不畏艰险地爱过,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大概在2018年上半年,医生把我的情绪走势从股票模式拉到低风险基金,我的大起大落变成了小幅波动,状态平稳的时期越来越长。

我能清晰地察觉能量在恢复,从两个星期勉强洗一次头,到可以起来给自己做饭,再到有力气捡起了唱歌跳舞的爱好。之前我因为行动缓慢错过好几次高铁和飞机,后来可以麻利地说走就走。

我父母也在逐渐了解我的病。有一次我抑郁发作,我妈刚好在北京 。我们正准备一起出去玩,9年前的回忆不知怎么就翻涌出来。

我们取消了原本的计划,我躺在床上哭了一个下午。我妈听我哭诉八百年前的委屈和痛苦。她跟我道歉,“我们以前不了解这个病,对待你的方式错了,给你造成太多伤害,妈妈跟你说对不起。”她说,“但是,你千万不能觉得爸爸妈妈不爱你。”

以前我被困住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而那一次,我心里的褶皱好像被她一点一点抚平。

去年开始我回到单位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今年9月重新开始写稿,我又成为了部门表情包制作商和KTV唱跳担当。不止一个同事对我说“我觉得你已经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现在还没有停yao,不过只吃一种基本款,早晚各一粒。如果不慎没能一口吞下去,就会有一种吃屎的感觉。我不再时刻发作,但依然是个病人,下一次崩塌也许在明天,也许就在下一秒。

2018年10月病情平稳,带着吃yao长的20斤肉去南京玩。

每个月我都要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复诊,和很多看起来好好的人一起挤在候诊大厅。偶尔见过十几岁的孩子跟家长吵起来,也有老人在轮椅上破口大骂说家人害她。有时候等在诊室门外,也会跟其他患者寒暄。一个棉袄上抹着油渍的卖包子的大姐问我:像你条件这么好的也会生病啊?我还跟看同一个医生的北大女生去附近咖啡厅坐了坐,听她说电休克治疗的趣事,每次被电之后不记得自己怎么来的医院。她有双相情感障碍和进食障碍,随身带一根导吐用的软管。

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立刻就汇入了人群。如果不说自己生病,或许还能伪装得很健康。我从来不隐藏自己的疾病,因为它不是我的耻辱。我会把确诊、复发和复诊的故事跟其他鸡零狗碎的生活记录一起,大刺刺地写在社交网络上。也许是因为从一开始就被逼到了绝境,我很清楚自己在每一步都尽了更大的努力,绝对没有软弱,没有任何可耻的地方。

但是,每当抑郁症和躁郁症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我都会有一种被惊扰的忐忑。这些年里不时有明星或普通人患病自杀的新闻,对我来说他们是阵亡的,应该得到尊重。可是看评论的时候我就会想,网友们所说的那个病症,是我得的那一个吗?大家对自己正常情绪反应的顾影自怜,和这个置人于死地的严肃疾病还有关系吗?

这个病可以称得上火热,许多人前来认领。也许是抑郁症这个词听起来有林黛玉一样的文艺气质,也许是战胜抑郁症能彰显自己的英勇强大,自封的“患者”们酿出了一坛坛励志鸡汤,他们把抑郁情绪混淆成抑郁症,分享诸如“通过谈话好起来”的治病经验。那些基于误解的发言,只会让真正的病人的处境更难,我只能小心翼翼地让自己与之隔开。

我们生病的人之间总能互相识别,我觉得我能从别人的文字里嗅出来。重度抑郁的人写的话,能让我看见幽深的地狱敞开口子,那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语言。有时候看一个躁郁症的朋友沉寂半年后突然在朋友圈里持续亢奋,我就知道他大概是躁狂又犯了。

我身边生病的朋友就有五六个,有时候大家会在一起吐槽。虽然各自病情和疗法不同,好像每一个生病的人都必须要吃同样的苦头。一个和我一样爱运动、能跑全程马拉松的朋友,生病之后黏在床上“抠都抠不起来”,被交往3年的男友指责“把一切都毁了”,后来她妈在她家设了个佛堂。一个妹妹确诊抑郁症之后,她妈妈说的之一句话是:“不要出去跟同学乱说。”跟前男友谈恋爱的时候,她一度觉得他是拯救自己的人,但后来发现,他可以更快地把她“杀死”。

面对生病,每个人的课题都不一样,病耻感算一个。一个朋友在确诊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纠结:“我觉得我不是那种会得抑郁症的人。”我把白眼翻到天上:“请问谁是‘那种会得抑郁症的人’?我吗?”

能跑马拉松的那位同志,工作太忙,情况好一段时间就开始飘,不按时复诊不好好吃yao,结果就是又落到谷底,哭得稀里哗啦地回去找医生。

相比之下我是一个听话的病人。每个月我把情况事无巨细地汇报给医生,他会考虑是否调整用yao方案。除了治病之外,对我来说,医生还是最相信我的人。他可以倾听和接纳我那些隐形的不讲逻辑的痛苦,不会否定说“不可能”“这有什么好痛的”。

至于康复,我已经看开了。面对这个对手,我不会再用“战胜”这个词,我也接受了自己被拎起来甩来甩去的命运,我在学习跟我的病共处。工作能力被夸奖的时候,我会谦虚地说,“轻躁狂而已。”面对朋友们关于抑郁症躁郁症的问题,我努力像一个幼儿园老师一样耐心。我发明了无数的比喻方式,除了我最喜欢说的骨折,还有刹车系统失灵、秤坏了。

最近一问来自一朋友:“你说重度抑郁的状态下,最需要的是不是另一个重度抑郁的人和他互相理解?”

我问她:“你现在被车撞了血糊拉茬地躺在马路中间,你需要我送你去医院抢救还是找另一个血糊拉茬的人和你躺在一起?”

好多人觉察到自己不对,一上来就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心理咨询师。我只能不厌其烦地解释,抑郁症分不同的程度,中重度像是骨折,轻度大概是崴伤了脚。吃yao是做手术把骨头接上,心理咨询就像康复理疗。所以轻度可以自我调节,而中重度必须吃yao。

yao物、心理咨询、电休克等等都是治疗方法,每个人的病情不同,适合的疗法也不一样,这些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比如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心理咨询,但是同一个医生给我另一个朋友开的就是yao物加心理治疗。

我能给出的更好的建议就是去医院。不要自己在网上瞎测试,去医院进行正规和专业的诊断,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有抑郁情绪也要及时疏解,因为感冒可以拖成肺炎。

如果是自己身边的人病了,那就陪他去看医生。在他不能活动的时候帮他倒水吃yao,架着他去复诊,帮忙挂号、排队、取yao。这些琐事对病人来说都是极大的障碍。发作的时候可以陪伴和倾听但不要“教育”,然后在状态平稳的时候就不要把他当病人,像往常一样相处就好。

我还愿意冒险,依然相信爱情。遇到有好感的男生,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自己的情况。眼前光鲜体面的女生可能变成一滩烂泥,我的潜台词是,你现在跑还来得及。最近一次,和我约会的男生听完,对我说,“也许就是你的勇敢和坦率,让你这么有魅力。”

对于外界的不理解,我也早就与之和解。我知道抑郁症和躁郁症那么容易被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病。

大三下学期康复停yao之后,为了“从头开始”,我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我开心地拍照片发到微博,结果收到了许多朋友长长的短信,字里行间满是担心。学校里完全不熟的同学也发来私信,问我出什么事了,千万不要放弃。

2012年11月,作者康复之后给自己剃了光头。

关心和爱一直都在,只是错开了。如果抑郁症有合理的外显,大概是电影《画皮》里赵薇中了妖毒的样子。经过彻夜无眠跟黑暗的念头缠斗,任谁都会双眼泣血、一夜白头。

有的时候朋友问我应该怎么对待患者,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倾听、尊重,放下自己固化的认知去理解。这是用眼睛看不见的病,需要用心才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0年11月25日   05 版)

┃原标题:《多活下来的这9年》

┃责编:张玘云

┃审核:曾繁华

┃复核: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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