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本问题下的回答基本从市民或自媒体的角度，答主从地方防疫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角度讲一下新冠防疫中的人员管控工作的运作机制吧，主要涉及和本问题相关的涉疫人员管控措施的升级和降级是如何运作的，也会稍微涉及题目中问到的责任划分问题（因为答主并不了解此次西安时间中当地防疫指挥部掌握的情况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要想了解新冠防控中人员管控是如何升级和降级、以及相关责任划分，主要看本地新冠防疫指挥部的组织架构文件中如何规定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以及如何规定业务开展的分工和流程。这个组织架构文件全国至上而下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模板（当然各基层会根据本地实际略做修改）。不过由于各地关于新冠防疫指挥部组织架构的文件都被标注了“不予公开”，另外涉疫的大部分工作文件也都是“不予公开”甚至有密级，只有少数一部分文件是“主动公开”或“依申请公开”，所以答主也没法拿一份真的组织架构文件来解读，故本问题根据国内媒体公开报道的新闻进行合理推导,并不能视为完全符合实际。
根据公开的新闻报道，我们可以得知地方新冠防疫指挥部负责的防疫事物非常多，按大类分，包括但不限于管控外来输入（其中细分为人防和物防）、本地管控（社区基层排查）、阻断本地社区传播造成的感染（基层社区封控）、治疗新冠患者（卫健医院）、大规模核酸检测（主要涉及卫健和社区）、疫苗接种、联合流调（疾控和公安）、防疫物资的生产储备和分配（工信系统牵头）、生活物资的储备和分配（商务或者发改牵头）、防疫宣传、督查督导。其中本问题涉及的涉疫人员的升级和降级管理，只是新冠防疫指挥部负责的一个大类中的一个细分关节，其可参照的公开技术标准为以下两个文件：
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2021年5月
2、《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处置指南（修改版）》，2021年8月
当然，涉及防疫的相关部门内部执行的文件标准要比这个公开标准复杂得多，比如本题目所涉及新闻中提到的“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规定，孙辉应为B类密接”这个细节，如果翻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就会发现该文件根本就没有提及“B类密接”、“C类密接”这个细分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是出自某个内部更复杂的划分文件。第八版中涉及密接、次密接（密接的密接）、一般接触者的划分见附件4《密切接触者判定和管理指南》
其中细化的判定指引在第八版中划分到了附件4-1，但我们通过这个指引也可以看到，虽然这个指引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划定了不同的判定标准，但当地的疾控中心在实际进行划分时，必然不会只依据这个指引进行划分，而是会通过其内部一个更精细的操作判断手册进行划分。而这一点也是答主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民众投诉，即“为什么我和同事同一个团同乘一个车厢，他不用隔离而我被判定为密接要集中隔离？”——这个问题反过来，可以一定程度上回答本问题“为什么我和同事同一个团同乘一个车厢，为什么他能被当做密接而被优先处理而自己只能在家等？”
因此，同样一件事情，在市民眼中看到的逻辑和在新冠指挥部眼中看到的逻辑是不同的，行为方式也不一样，比较明显的例子，可以看答主写的一个涉及新冠疫苗接种的回答，里面市民看到的景象和新冠防指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甚至不同地方和层级的新冠防指在这个工作中看到的景象和做法也有很大差异。新冠疫苗做得好的地区防指根本就不需要麻烦群众，也不需要后期使出那些争议很大被上级防指制止的措施。
怎么能让咱们心甘情愿、积极主动去接种疫苗？503 赞同 · 40 评论回答回到本问题，就答主日常接触以及参加的相关培训来说，密接的判定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公开文件指引做的批量判定，另一种是由当地疾控中心相关专业人员根据其详细的内部判定依据做出的特定判断，这种判断会详细到和阳性患者接触时具体的距离、时间、处于上风口还是下风口，完成之后需形成一个特定的报告，用相关的培训课件简略描述这个过程如下。
为密接和次密接人员单独撰写的报告目录如下：
而在实际的操作中，这部分工作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为了更形象的理解，答主需要构建一个运作框架（再次声明该框架是根据公开报道进行合理的逻辑推导得出并不代表实际情况）。
在这个框架里，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密接和次密接、一般接触者（包含时空伴随）由不同的 *** 机构负责并采取不同的管控措施，大体见下表：
其中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由定点医疗机构负责，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在国内几乎所有地区都由地级市 *** 的卫生医疗机构建立并管理（国内公开报道中只有个位数的县级 *** 被特批运营新冠定点医疗机构）；而密接和次密接，通常被要求放到地级市运营的集中隔离酒店内管理，部分地区也会放到县区运营的集中隔离酒店管控；一般接触者会放到社区这一级别居家隔离和健康*测，当然，部分情况下县区会要求其升权进行集中隔离。
如果按百分制来看，100分为确诊病例，市级卫健系统管理的定点医疗机构负责；90分为无症状感染者，市级卫健系统管理的定点医疗机构负责；80分为疑似病例，市级卫健系统管理的定点医疗机构负责；70分为密接，市级联防联控小组下集中隔离酒店管理机构负责；60分为次密接，市级联防联控小组下集中隔离酒店管理机构负责；50分为需集中隔离的一般接触者，由县区级联防联控小组下集中隔离酒店管理机构负责；40分为需居家隔离的一般接触者，由县区级负责基层防控的社区负责；30分为需要健康*测的一般接触者，由县区级负责基层防控的社区负责；20分为正常人，不需要健康*测但需要提供近期的核酸检测证明（通常用于出行）；10分为正常人，需亮码。
从30分向上到100分，可以看出相关人员的管控涉及地级市医疗机构、公安、大数据局、隔离酒店管理机构（通常是旅游局）、县区的公安、街道社区、隔离酒店管理机构（通常是旅游局），由于涉及的部门多且层级跨度大（社区和市级差了3级），为了保证该工作顺利开展，其中必然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工作协调机制和人员管控任务分发机构，以避免在其他常见的 *** 工作中各部门自己出于方便自己部门利益而只做自己认可的工作而不去管彼此业务如何衔接的问题，才能有效的压实“四方”（属地部门单位个人）责任。
因此，在此项工作中，绝大部分地方指挥部都会在这些参与的单位之外设置一个“兜底”的角色，来负责总体的协调和任务分发。就答主从公开新闻报道中所见，在这个百分制体系中，管控人员有两个主要的入口，一是联防联控机构提供的外地人员漫入本地数据，通常由公安系统或大数据部门提供，另一个依靠于本地基层防控系统的自我筛查和报告，主要来源于居民向社区的报告、教育系统要求本地学校对在校学生及其家属的报告、市场*督管理局要求辖区yao店向购买发热yao品的顾客记录，以及本地卫生系统所管辖的发热哨点和发热门诊的报告。
也就是说，风险人员在进入这个系统后处于什么样的管控等级取决于以上各标准渠道给的初始判定分数。在这个分数列表上，有权调整分数的部门，只有当地疾控中心负责人员感染风险判定的少部分工作人员。考虑到县区疾控人员编制不多，一般只有二三十人，其中相当一部分还需要负责各种法定疫苗接种、负责消杀业务、负责核酸采样等检测任务、以及机构自身的行政业务，故有专业资质做出分数调整的疾控人员通常只有十个左右，按两人一组的工作模式，也就是5组。一般白天2组，晚上1组，周末和节假日值班以及人员休假轮换2组。
对应的，疾控中心只完成分数调整但只是参考，其并不做出改变管控等级的决定，这个决定需要由之前提到的地方防疫指挥部中负责兜底的协调机构来决定实施，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正常的县区来说，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能单独核实管控人员涉疫情况的人员通常不超过2组，能决定改变其管控状况的人员不超过2人。
写到这里，就会有知友问，为什么县区指挥部在这套机制中能行驶决定权的人员数量这么少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人情和责任。即在这套机制运行的过程中，会有极大比例的被管控人员希望自己被降分，需要被集中隔离的希望居家隔离，居家隔离的希望可以随便出门，健康*测阶段的人员希望自己不需要麻烦的去做核酸检测。如果降级管控的权力被分散，比如说由社区工作人员可以自行决定被管控人员是送集中隔离还是只提交核酸检测报告即可，必然会出现大比例该处于高管控级别的人员因为人情世故又或者社区怕麻烦等各种原因不合理的降为低管控级别。
由于重点人群管控一旦出了问题发生了本地感染，大概率会让地方一把手遭受撤职处理，见下图
另外根据公开新闻报道，西安某区防疫指挥部因为“在疫情防控中，流调、管控工作衔接不顺畅、不同步，导致密接人员不能及时管控到位等问题，给予该区疫情防控指挥部4名责任人政务处分或组织处理”，相关新闻见下图。
故为了保证本地防疫管控力度不滑坡，不把地区一把手以及自己被上级纪委请去喝茶，地方防疫指挥部只能将降级管理的权力收归到少数几个特定人员手上，并且安排本级纪检*察人员到本地的各个管控环节严查人员管控落实情况，防止体系内各环节的工作人员未经授权私自将高管控人员实施低级别的管控管理。
这就造成了在实际运作中，降级管控实施起来比较复杂。虽然地区防疫指挥部平常会收到大量居民要求将自己降级管理的请求，但真正分发到地区疾控中心进入调查核实的案件非常少。这不但需要申请者有正确的理由（大量市民提出的申请理由并不合理且充分），还得需要地区疾控中心有空闲的流调人员进行核实（因为地区疾控中心备勤的流调人员日常要优先处理其他渠道过来的密集和次密接的流调）。在地区疾控中心流调人员有空闲做完整调查的情况下，获得降分并最终被地区防疫指挥部降级管控的概率并不小。这个过程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涉疫邮件人员的降级管理——在邮政快递系统内的工作人员被检出新冠阳性之后，其所经手的所有邮件快递包裹都会被视为沾染了新冠病毒，对应的，所有后续流通环节上的经手人和收件人会被认为具有较大的感染可能，相关的涉疫邮件如果是在北方等零度以下的地区进行投递流转，涉疫邮件会被类似于实施进口冷链食品等级的管控，相关人员人员大致会得到50-60分之间的初始分数，会要求被实施集中隔离。但在答主所在的比较温暖的南方，由于可能存在于邮件表面的新冠病毒在十几度的气温中并不能长期存活而丧失感染性，故被叫来处理该事件的地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通常会给涉疫邮件人员一个很大的降分，大概率会建议指挥部按照20分左右的正常人处理，对其进行两至三次核酸检测并对涉疫邮件进行常规消杀即可（即不需居家隔离）。
而诸如本问题这样出现市民主动提出需要升级管控时，又如何运作呢？
通常来说，这类要求并不多见，但并不是没有。实际工作中还是会有居民因为担心自己感染家人而会申请将居家隔离升级成到隔离酒店进行单独隔离。一般来说，地区防疫指挥部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的此类请求后，会让社区到居民家中现场确认其是否真的不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如果社区报告确实不符合（实际上也有可能是虽然符合但社区人员乐得将管控责任丢给隔离酒店而报告不符合），指挥部负责升降级管理的角色还是很乐意批准这个请求的，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考量，即本地集中隔离酒店有足够余量的空余房间——由于国内疫情更多情况下总是爆发性出现，这就造成了当居民希望升级管控措施将自己从居家隔离升级到集中隔离时，大概率会伴随着本地同时还要处理大量需要集中隔离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会优先安排高管控人员入住，而将提交申请的低管控等级人员的需求延后（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认为社区工作人员出于甩责任的目的做出了其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判断）。
而具体到本问题所提及的情况，在居家隔离的情况下出现“发烧、头痛、腹泻、咽痛等症状”，其报告社区之后，理论上社区没法直接处理（没有专业的处理技能），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上列明的标准作业程序，应进行如下操作
从公开新闻报道来看，社区大概率是告知了本地的防疫部门，但防疫部门似乎没有执行后续的流程（也不知道最近西安通报处理的26人当中有没有涉及此事的相关人员）。至于为什么后续流程没有走完，答主没有一手信息无法详细分析，从几个可能的角度来讲一下吧
之一个可能，就是指挥部信息处理能力过载，爆发的信息量超过了指挥部相关岗位的处理极限，对应岗位的工作人员的全部精力都被集中到了更高优先级的确诊患者或更高等级的密接人员，较低等级管控人员只能依赖于之前设定的通用流程进行批量处置而无暇处理特情。
第二个可能，就是指挥部处理这部分信息的工作人员缺乏经验而未能正确处置。针对西安这个在国内仅次于2020年初武汉级别的疫情规模，从常理上说，地区新冠防指必然会大量扩充工作人员以解决指挥部信息处理的瓶颈。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就是临时抽调来增强指挥部的这批工作人员大概率平时都没有接触过相关防疫事务的培训，相当于从零开始学习防疫工作的运作，这就会导致相当一部分涉及防疫的决定实际上是由缺乏相关经验并不熟悉标准作业流程的指挥部临时抽调人员做出，结果导致指挥部做出了违反程序的决定——对于 *** 的行政部门来说，新上岗人员花费一两个月才熟悉流程能上手正常处理新负责的事物是个正常的时间过程，而对于工作涉及内容远超一般行政单位的新冠防指来说，在爆发大规模本地感染时新抽调来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很可能需要在没有老师（原指挥部有经验的老手都被爆发的任务填满了）指导的情况下自行学习并不得不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处理涉疫信息并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新抽调来的指挥部人员很可能只能依据旁观老手的处理过程来作为自己处理特情的判断标准，但由于在旁观和模仿的过程中，新手可能只看到了老手表面的行为动作而没看不到老手内在的思考逻辑，故很有可能会忽略那些重要但不起眼的细节，进而造成做出错误决策。
额外的，除了指挥部之外，缺乏应急状态下可快速补充的合格决策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个问题在各地防疫系统普遍存在。如果说2020年上半年投身新冠防疫工作还有可能争取到火线提拔的机会，那么从2020年下半年国内新冠防疫转入常态化之后，整个地方的新冠防疫体系已经变成一个地方行政体系内比安全生产领域还要高危的岗位——安全生产领域至少还有事故数指标，超过事故数指标后才会处理相关责任人员，并不像新冠防疫那样以清零为考核目标，一发生本地感染就有可能直接被撸掉。这就造成了新冠防疫体系内，除了组织架构内明确列明的部门和人员外，大多数部门都不愿意在新冠防疫系统内额外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多担责任一旦有事真的会被撸掉）。由于组织架构中列明的法定负责部门只能保证日常运作所需，如果本地发生疫情，转入应急状态后从各部门抽调需要承担受过足够相关防疫培训的管理角色和决策角色的人员就非常困难了，因为这些角色的人员平常很难抽调其进行相关的培训。
如果说各后备人力池部门平日里听到进行简单的一线工作岗位培训还愿意抽调一些人员参加之外（因为简单的一线岗位本身就算出事也撸无可撸），那些较为高级的涉及防疫管理和决策的培训就敬谢不敏了，就怕万一被防疫指挥部看上发生本地疫情时之一时间被抽调到相关负责岗位背责任——从被抽调部门领导的视角来看，自己看好的有领导才能的手下能抽调去到防疫指挥部么？不能，因为这样的手下自己要想办法把其从自己的部门将其推荐上更高的领导岗位，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即国人认为的提携之恩）。如果是组织部甚至两办来抽调，那自己自然是极力推荐的，但将其推荐去地区防指这个无编制（无提拔职位）无绩效指标（即不能出成绩）出事就要担责的临时机构，在比较传统的价值观里反而变成了自己在耽搁手下的前程，这种事情越是有雄心越是为手下考虑的部门领导反而越不会将自己看好的手下抽调出来。
那手下业务能力强可以独立作出决策的骨干能否被抽调去地区防指承担相关涉疫工作呢？也不能，因为这些骨干被抽走后，本部门的常规业务就没人可做决策了，大小事都需要一把手自己拍板一把手自己就得累死。故最后地区防指妄图从后备人力资源池中培养出应急指挥状态时所需要的管理和决策型人才的企图，大多会因后备单位只选派出年资很低（大多是入职不满一年）的新人而无疾而终。最终造成在新冠防疫这个领域，平时还能正常运转，一旦转入比较严重的应急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因扩展的部分缺乏足够合格的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运转不灵。
第三个可能，则是新冠防疫中流调或急诊环节资源耗尽而无法做调整。从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社区报告居家隔离的居民实际应是密接且出现呕吐、发烧等反应，作为收到报告的地区防疫指挥部相关决策人员能下令社区人员直接上门处理么？这当然不能，因为社区工作人员没有受过完整的防护训练，其直接上门很有可能被感染，进而在返回社区时将整个社区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感染而导致社区的防疫力量全部瘫痪。因此，县区指挥部只能将任务分派给市级具有发热门诊资质的市级医院安排救护车将密接者接走治疗（县区的医疗机构通常只有发热哨点资质不能治疗）。但在西安目前的爆发强度下，对应的市级发热门诊大概率早就被各种优先级更高的接诊任务塞满了，进而没法相应县区指挥部的任务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县区指挥部负责任务兜底的决断人员通常会采取另一个策略，即找县区的疾控中心的流调队员穿戴完整的防护装备到现场做判断，做出提高其密接等级的报告，指挥部再根据此报告提升其管控等级，让其进入高优先级的处理通道。但这个操作在西安连续多日确诊数破百的情况下估计也没有足够的流调资源进行响应——之前说过一个县区平时通常只有个位数的流调小组可用，由于流调同样是专业化较高的岗位，基本不可能临时从其他医疗机构抽调人员进行应急扩充（况且这个时候其他医疗机构也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可供抽调），这就造成在西安这种规模的疫情下，绝大部分流调队伍只能依赖其他地方疾控中心常设的专业人员抽调支援，在这当中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沟通协调，也是有可能出现社区按程序上报，县区指挥部相关兜底的决策人员作出了合理的决断，但在执行层面由于没有足够的发热门诊接送人员或疾控中心流调人员进行处理而造成执行层面上的空转，兜底的决策者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撑这个特情处理，进而造成在市民眼中表现为无人处理。
第四个可能，也是在相关事件公开报道中可以得到部分佐证的可能，就是雁塔区本地指挥部以及负责密切和次密接集中隔离酒店运营的集中隔离工作组并没有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实施人员管控。这个国家规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还是可以从公开文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里看到，见下图附件6
附件6一开篇就明确了，与确诊、疑似和无症状这三类人发生密切接触和次密切接触的人员，需要被集中隔离（管理对象第1类）；入境人员（管理对象第2类）。这两类是被明确定义且被明确要求采取集中隔离措施的，第3类则是地方根据自己管控的条件自行决定。也就是说，本问题涉及的孙先生，在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时，按规定就要被实施集中隔离，而不能对其降级实施居家隔离管控，除非有流调队员对其进行了完整的专门流调，将其从密接人员名单中除名改为一般接触者才可按一般接触者实施居家管控（但从新闻报道来看显然孙先生一直处于密接等级上未得到降级）。
因此，孙先生作为一个密接人员，在县区防疫指挥部正常的流程里，应该直接按规定拉到县区运营的隔离酒店中实施集中隔离，然后在隔离酒店中配备的驻酒店医生为其每日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在发现起发热、呕吐、咳嗽后，走集中隔离酒店人员治疗的高优先级处理通道，将发热隔离人眼通过酒店对应的人员转运小组送去定点发热门诊治疗，从而完成闭环管理。而不是一开头就将密接违规实施降级的居家隔离，尤其是在明显不符合孙先生家里还有其他家人明显也不符合居家隔离实施标准的情况下，最后导致孙先生的治疗需求因为前期错误的管控等级而一直处于低优先响应状态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理和治疗。
因此，本事件中的责任划分，在普通市民看来，普遍倾向于居家隔离的孙先生的治疗需求未得到及时的响应和满足。而在答主看来，本事件的责任划定可能更合理的划分方式在于孙先生在被明确定性为密接者身份后，将其未按标准作业程序将密接者实施高优先级会被快速响应的集中隔离管控，而违规将其纳入了低优先级的居家隔离管控状态，以致其后续的各种诉求一直处于低优先级的响应和处理状态的管控划分部门，即主要的责任不在于不响应居家隔离的孙先生的医疗需求的单位（虽然他们也有次要责任），而在于一开始就本应进行高等级管制并实施优先响应的孙先生错误划入低级管控低优先相应状态最终导致一家6口全部被感染的部门。
在这个基础的结论下，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推论，比如：
1、既然国家公开的标准作业流程中，密接人员需要被实施集中隔离观察的管控措施，雁塔区相关部门为什么没有实施？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县区所有的集中隔离酒店都住满了，以致于其无法接纳所有的处于密接和次密接等级的管控人员。这个可能在欠发达的西部很多县区是切实存在的——对于目前大量户籍人口净流出的西部欠发达地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由于本地人口流失外加外来人口稀少，相当一部分县区辖区内只存在家庭旅店而几乎没有便捷酒店，很难满足隔离酒店的设置，比如答主所在地区，某个刚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就很难找到合格的便捷酒店来作为隔离酒店。但对于雁塔区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困难，毕竟西安不但是西北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城市，还是西北高校资源最密集的城市，本身就有大量旅游需求和高校学生和家长的临时住宿需求。因此，雁塔区不太可能因为隔离酒店硬件上不达标而无法为全部密接和次密接提供足够数量的隔离酒店。
因此，答主觉得雁塔区在酒店数量并不缺乏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将所有的密接和次密接纳入酒店集中隔离管控，更大的可能就是雁塔区没有足够的隔离酒店运营管理人员来将辖区内的便捷酒店按隔离酒店的标准进行运营。而对于地方新冠防疫工作来说，集中隔离酒店的运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作节点，同时，由于隔离酒店运作很复杂且管理困难，故运营隔离酒店的管理人员，并不是想招募志愿者那样可以快速扩充的，这需要当地防疫指挥部提前很久就开始培养。对此感兴趣的知友，可以看答主关于隔离酒店运作问题的回答：
简单来说，被从当地 *** 后备人力池中抽调出来入驻便捷酒店负责隔离酒店运作的核心管理岗位绝对是当地防疫系统中最艰难更具挑战的岗位。可以看到的困难包括：
1、来源多样的手下。完整的隔离酒店驻点人员包括公安2-4人、医生2人（含1心理医生）、专业消杀公司1人、 *** 机构文员1-2人（处理管控人员相关的往来公文），酒店内客房服务员4-6人，酒店行政文员1人，酒店电工等后勤设施维护人员1人，负责管控人员转运的专班工作人员2-4人（开车接送隔离者），算上管理者即大致需要15-22人。这些人来源于五六个不同的单位，体制内体制外都有，单位互相不统辖且管理文化有很大差异。
2、大部分便捷酒店的卫生标准都偏低，这当中除了硬件标准低之外，还包括客房服务人员实施的软件服务标准也很难让人放心——在酒店行业内即使5星级酒店也经常爆出客房服务人员在客房卫生保洁方面的丑闻，在便捷酒店中这些卫生保洁工作的质量就更加让人担忧了，但作为隔离酒店来说，本身对卫生的要求实际上又高于五星酒店，这就使得隔离酒店的管理要比一个五星级酒店的专业酒店管理岗位做得更好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3、难以把控的任务期。由于大部分人都没有经历过14-21天这么长的任务期，对于集中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来说，期间未免会因有各种短期离开隔离酒店处理其他事物的理由，甚至驻点酒店领导自身都不能免俗（比如家里有急事）。如果说被隔离人员没得选，那么作为工作人员，驻点领导要克服自身的需求保证自己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遵守不能离店且严格遵守各项隔离措施和消杀卫生措施，就很考验驻点领导自身的纪律性和工作态度了。
4、不对等的责任。由于隔离酒店本身就是一个高暴露的地点，里面本身就有不低的隔离人员转阳性的可能。如果在此过程中，隔离酒店工作人员出现感染，负责酒店管理的驻点指挥大概率会被追责处分。这种只有处分且风险还不低的岗位，提供后备人力池的部门领导怎么舍得安排自己的得力手下去这里负这么大的责任？
以上种种困难，使得各县区在选派入驻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时，总是充满了反复。旅游局自身没有足够的人员去填满隔离酒店的轮换班次，找其他后备部门去填充时，大多会遭遇后备部门领导的激烈 *** ，好不容易找大领导压服后备部门，结果发现后备部门报过来的大多不能满足要求。最终导致相当一部分地区平时只为运营隔离酒店储备了很少的轮换人员，一旦爆发西安这么大的疫情，就会出现运营人员不足而只能运营很少的隔离酒店，导致大量需要进行集中隔离的密接和次密接只能降档进行居家隔离，这就造成了如孙先生这样一家6口居家全部感染的严重事件。
而答主个人认为比较好的处理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县区平时通过热备的隔离酒店（即周边地区发生疫情后启用来隔离突然增多的地区往来人员）启用时，尽可能安排一主一副两套人员进驻，副队至少通过一个短周期（7-14天）来学习主队是如何运作一个隔离酒店。县区在平时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多个有一定经验的隔离酒店管理团队。一旦本地爆发疫情时，12个小时内启用热备酒店；如果疫情严重，24小时内将有一定经验的隔离酒店运营队伍安排到所有备用酒店启动运作（对于一个地区应该设定多少备用隔离酒店国家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如果需隔离人员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备用隔离酒店数量标准，那么县区可以按规定申请上级支援，安排人员外送周边县区集中隔离；如果整个城市所有县区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备用集中隔离酒店承受标准，则县区防疫指挥部办公室应当建议指挥长下达指令强制征用非备用酒店作为集中隔离酒店，并对入驻这些酒店的工作人员安排临时培训，在48小时内接收全部应集中隔离人员而不是将这些人员推到社区让其实施居家隔离管控。
对于地方防疫指挥部负责相关辅助决策的角色来说，平时安排县区其他部门的人员去负责隔离酒店接受培训，这当然是一个很得罪人的行为；疫情爆发时决定启用非热备隔离酒店外的其他隔离酒店（很多地方非热备的隔离酒店只存在于纸面文件上），甚至建议指挥长下达强行征用非备用隔离酒店（很多酒店是不愿意被征用为隔离酒店的），也是非常得罪人的行为；相比之下，将高管控人员以隔离酒店房间不足的理由丢回家里，看似将体系内隔离酒店爆发感染的政治风险转到了被隔离人员个人来承担，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短视的决策，只看到了规避局部风险的收益，而没看到密接人员未集中隔离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整个地区的风险的负收益。最终，雁塔区这种将密接人员安排回家自行隔离以规避自身集中隔离酒店平时储备不足在疫情爆发时启用的隔离酒店不足以覆盖的短视做法，最终导致本地指挥部两个指挥长（地区党政一把手）双双被撤职处理的顶格处罚，只能说雁塔区防疫指挥部负责日常业务运作的相关辅助决策人员对本地的防疫工作完全没搞清楚工作重点，有些需要平时进行建设的能力没有按国家标准进行建设，有些需要决断能力去得罪体制内相关部门的行为没有去落实，在需要地区一把手按规定坚决履行标准作业程序的地方，没有让地区指挥长从地区整体风险的角度做出正确的决断，最终导致很多该在集中隔离酒店中管控住的病例蔓延成社区感染，这才是最主要的责任。
回到最后，由于新冠防疫的特殊性，其相关体系内的关键核心岗位需要和其他 *** 行政部门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思维。常规的行政部门的领导，可以用年度为单位按部就班的推进工作;可以出于部门利益把工作做一半，剩下的工作慢慢和其他部门扯皮个半年;可以在纸面规定上很严格，但在执行上很有弹性——新冠防控正相反，要在规定上留下应付各种特殊情况的口子但执行时严肃……额外的，由于在本地爆发疫情时，基层防疫指挥部所承担的业务量和信息量相较于平时会有接近百倍的增长，这就要求地方新冠防疫系统中需要在平时就该有意识的培训所需的应急防疫管理人员以在疫情真到来时填满那些忽然增长且又必须具备专业知识和技巧才能处理的关键岗位。
比如答主所在地区，在2020年底就很有预见性的实施了防疫系统内部分层级关键岗位的人员备份培养计划，在新冠防疫指挥部办公室和隔离酒店驻店管理等较为关键的岗位从新冠防疫后备部门抽调人员进行轮岗培养，于是才有了答主在2021年从工信系统的经济管理岗位很突兀的点出了防疫管理专家的技能树。当然，这个后备轮岗策略虽然总体上很有必要，但执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大部分不直接涉及防疫的部门对该政策都表示了相当程度的抵触，每次确定抽调人员名单时，总是有很多讨价还价甚至争执……
而除了备用关键岗位专业管理人员不足，另一个答主觉得和西安的防疫表现同样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地方新冠防疫指挥部办公室过于依赖当地卫健系统而导致当地在执行防疫工作时出发点过于偏向部门利益。
以答对周边地区防疫指挥部办公室组成来源的观察，绝大部分地区的新冠防疫指挥部办公室都落在当地的卫健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主要是从卫健委系统中抽调，这就有可能造成地区防指办在制定本地防疫政策和实施流程方面，会不由自主的将当地新冠防指办的高度矮化到当地卫健委办公室的高度，更多从当地卫健系统的部门利益出发来制定防疫政策的实施流程。
相反，答主所在地区的新冠防指办在2021年搞了一个新的编组方案，整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工信、教育、司法、人社、交通、城管、市场*等在防疫工作中偏二线的部门（一线部门是卫健公安和街道社区）中抽调，办公室除了法定需卫健部门担任的职位之外，再无卫健系统背景的工作人员，周边地区的指挥部办公室在得知这个编组方案之后都隐晦的表示了担忧。但就答主这一年的工作经历来看，这种更中立的指挥部办公室编组模式在整体上还是得到了本地区各部门的欢迎——由于指挥部办公室工作人员来源更广泛且不含防疫一线部门，故办公室制定的执行方案中会更多的考虑各环节任务和责任的平衡性，在以指挥部的名义对各部门工作任务和责任进行裁决时，也更容易获得大多数部门的认可。
相比之下，西安连续爆发各种孕妇和危重病人因手续问题无法落实特事特办，当地在特殊病人入院流程上过于侧重保护当地的卫生系统而不考虑到其它诸如街道社区和公安（比如当地报道民警为孕妇护诊依然被拒）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地的新冠防疫指挥部办公室很可能在自我定位上出现了偏差，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为整个地区的防疫工作负责并在此高度上制定防疫实施方案和流程，而不是只考虑如何帮助本地防疫体系中某个特定的部门来减少风险和麻烦，以致于体系内其他部门的责任和工作量被不合理的放大。
而第三点答主认为今后防疫工作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体系内奖惩不对等。对于惩罚来说，新冠防疫体系内的惩罚除了特别重这个明显特点外，另一个不被人关注的特点在于招致惩罚的指标没法量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过工作来弥补。以安全生产为例，去年发生了100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了10个人，今年相关部门努力一下，安全事故数和死亡人数有10%的下降，是不是一个值得大大表彰的进步？但放到防疫领域，发生多少例本地感染，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由本地防疫部门的努力程度所决定（当然本地努力落实措施总比没落实要好），更多取决于其他地区通报需管控人员的数据完善程度和速度。如果发生感染的外地流调很给力，能够迅速且全面的排查完密接人员并将其中漫入本地的人员信息之一时间发过来让本地之一时间提升相关人员的管控等级阻断本地的社区感染，那只要本地的防疫机制不是太拉胯就能阻断本地感染避免被处分。反过来，诸如河南安阳那样，首例感染者到安阳10天之后才收到外地通报这个人在外地被确定成密接需要进行管控，那无论安阳本地平时防疫做得再扎实，在这10天空窗期造成的本地感染数量也足够将本地一票防疫系统内的人员喝一大壶了。
而与惩罚相对应的，就是奖励很难落实。对于防疫工作来说，不发生本地感染是天经地义的指标，这就导致了没法用数据化的指标来衡量各地工作的优劣（因为绝大多数地方的本地感染数都是0）。这由导致了防疫工作做得差的地区，大概率不会通过数据体现出来；而防疫工作做得好的地区，也没办法证明自己地区无感染是因为自己工作努力政策落实到位而不是因为其他边境和口岸地区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将风险人群阻挡在边境和口岸的缘故。
故在几乎所有地区的防疫体系中，几乎不存在奖励，也因为几乎没有可以用来衡量工作好坏的数据而可以实施奖励——新冠防疫工作中唯一可以有明确数据化比较的指标只有各地区新冠疫苗接种率的排名，但由于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只是整个新冠防疫工作中比较边缘的一个指标（因为地区主要追求的是感染清零而不是感染率降低），故显然也不适合拿来作为奖励的一个主要的考核指标（作为处罚指标倒是蛮合适的）。
额外的，奖罚的不对等不但造成了防疫工作所需要的各配合部门不愿意投入足够的资源深度参与防疫事务（怕做多错多），更进一步造成了整个防疫系统内关键人员无法通过做好防疫工作获得明确的晋升通道，进而使整个防疫工作在地方行政事务体系内的话语权在平时持续的降低——当一个体系内的核心行政人员没法通过在这个体系内的表现获得晋升，必然会导致该体系在更高的决策层中因为无人为本体系发生而导致本体系话语权和资源调配力度的降低。考虑到地区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无人员编制无单独预算（防疫预算实际上是走其他有编制的机构的预算途径），大部分在这个体系下的组成部门更多是在为本部门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在为本体系的整体利益考虑，新冠防疫体系自身只能通过处罚但缺乏足够的利益链条将本体系内的各组成部门的利益整合在一起（这个话题下更深一步的分析就不展开了）。
故在各地的实际防疫行动中，不时出现体系内各部门各自为战，为了自己部门的便利而为难甚至甩锅其他部门，同时除了个别财政资金雄厚的城市，大部分地区对防疫工作投入的资源不足，导致部分防疫工作方案只存在于纸面，真实执行起来各种落实不了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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